在诸暨浣江实验室里展出的微纳卫星模型。(《中国新闻》报记者 李腾飞 摄)
产业转型 “珍珠名城”“袜业之都”走向太空
一条凰桐江穿越而过,在滨水景观带两侧,分别布局科创云谷、航空航天产业园、智能视觉产业园、未来小镇四个片区。“正如凰桐江的名字,我们希望栽好海归小镇这棵梧桐树,吸引来自全球的海归人才。”对于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诸暨·空天装备)的规划设计,诸暨市政府相关项目负责人说出这样的愿景。
西施故里、东白山水、枫桥小天竺……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诸暨,始终保持着一股浪漫的地域气质。改革开放之后,诸暨的经济产业也紧跟时代潮流,这座曾经人口不到三万的小镇,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变身成拥有百万人口的珍珠名城、袜业之都。
“诸暨地处环杭州都市圈,地理位置优越,2021年GDP已经超过1500亿元,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跻身全国十强。”海归小镇评审专家、欧美同学会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李志坚表示,虽然当地珍珠、袜业等传统产业领跑全国,但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诸暨仍然面临产业转型的压力,提前布局战略新兴产业,是这个经济强县迈出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航空航天产业、智能视觉产业已成为诸暨市重点突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涉及航空航天配套企业有31家,2022年总产值达到35.5亿元。诸暨市智能视觉平台于入选浙江省第四批“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培育名单。
此次,作为“10+2”之一的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落户诸暨科技城,在产业规划上也明确以航空航天为主导、智能视觉为特色的“1+1”产业体系,构建形成以高端无人机、空天信息产业链为主导,航空航天关联制造、智能视觉终端产品为特色,航空航天开放合作科技服务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
李志坚认为,如果能利用好海归小镇这个新型产业平台,将有利于诸暨推进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进一步转换。
创业礼、安家礼……诸暨派大礼汇聚海归力量
新年伊始,对于浙江紫明低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紫明科技)来说,一幅前景光明的发展蓝图正在展开。
在发展大会开幕式上,2022诸暨市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颁奖及落地项目正式签约,10个涵盖航空航天、智能视觉等领域的优质项目落地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紫明科技便是其中一员。
据悉,此次落地诸暨的获奖项目人才可获得最高2600万元的“创业礼”、最高6500万元的“赋能礼”以及包括500万元购房补贴、100万元安家补贴等在内的3个“贴心安家礼”。
凭借氢阀和低温制冷装备项目获奖的紫明科技,拥有一批国内名校大学生和海归学子,掌握低温制冷核心技术,赢得了海内外众多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认可。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紫明科技创始人孙大明介绍,公司计划投资10.2亿元,并将总部从杭州搬迁至诸暨,6000平方米的厂房正在装修中,“之后我们计划在科技城购入土地100亩,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
凭借丰厚的引才政策,诸暨正以强大的磁力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科研院所和优质企业落户。
目前,诸暨市政府已与浙江大学签约,投资近10亿元合作建设浣江实验室,主要在微纳卫星、先进飞行器等六大方面进行研究。中俄(诸暨)国际实验室也已于去年12月挂牌,依托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俄方高校及研究机构等专家资源,实验室开展材料创新研究,为电力能源、交通运输、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作为发掘优质海外人才资源的创新举措,诸暨市欧美同学会建立海外联络站,进一步拓宽海外人才工作渠道;诸暨海归小镇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则将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探索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
诸暨科技城建设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持续放大欧美同学会的集聚效应,打造海归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杭绍同城’科创智造示范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引领区”。
优质营商环境给力 “西施星”可期
回想起从2018年创业至今的经历,浙江千从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宝川说得很直接,“我们在诸暨的发展,算得上是如鱼得水”。
作为一家从事AI安防产业的本地企业,张宝川在发展大会上极力推荐诸暨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不仅体现在丰厚的产业扶植政策,更体现在企业经营每个节点上的细致入微服务”。
张宝川举例说,AI智能硬件涉及庞杂算法,“目前公司的算法模型有100多种,自研的只有30多种,剩余的几乎都是靠政府牵线和科研院校、海外高端人才合作对接,实现算法的快速落地,做到成本最优、效率最高”。
长期以来,尊商、亲商、安商、富商一直是诸暨的优良传统。2022年,其政务环境评价总指数位居浙江省第二位,是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县市之一。
“有资金、有技术、有人才、还有优质的营商环境。”李志坚认为,依靠经济和制度优势,诸暨持续积蓄科研力量,吸引海内外人才,建立产业孵化平台,这些举措为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诸暨·空天装备)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从天宫成家到北斗组网;从祝融巡火再到羲和探日……中国航天人用浪漫情怀让神话走进现实。未来,航天产业要想继续降低成本、走向大众,需要更多民间力量参与。欧美同学会在诸暨搭建的海归小镇空天装备产业平台,为这种趋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我们的目标是用人工智能指挥上百颗中国天文卫星星座探索宇宙。”正如“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双南在发展大会上谈到他的智能猎人星座计划,“我特别希望有大学、科研单位、地方和企业能出资来冠名卫星,更希望有一颗‘西施星’能够作为猎人星座里面领头项目之一,在太空为中国人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完)(《中国新闻》报)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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